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，江西中路。
枪声还没有完全停歇。苏州河北岸的零星战斗还在继续，偶尔有几声冷枪从弄堂深处传出来，打得墙皮簌簌往下掉。江西中路上的上海市财政局大楼里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，搬箱子的、清账册的、打电话的，走廊里全是脚步声和吆喝声。
一间办公室里，门关着。屋里只有两个人。
一个是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的代表顾准。他三十四岁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，袖口磨了毛边，脸上带着连日奔波的疲惫。另一个坐在他对面，五十出头，穿着一身国民党少将军服，可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，帽子也没戴，搁在桌角上。那人瘦长脸，颧骨很高，眼窝微微陷进去，手指节粗大，指甲修得很短。他的手指头搁在桌面上，一下一下地轻轻敲着，像是在数着什么。
他叫汪维恒。国民党淞沪区补给区少将司令，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。陈诚的心腹。胡宗南的旧部。在国民党军需系统里干了二十多年，官至少将，人人见了都客气地叫一声“汪局长”。
可此刻，他把门关上之后，压低声音对顾准说了一句话。
那句话短得不能再短，可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砸进了深潭里。
“我也是党员，1924年就入党了。有些事情你可以问潘汉年。”
顾准愣住了。他盯着汪维恒的脸看了好几秒钟。他面前的这个人，是国民党少将，是陈诚专门从台湾派到上海的心腹，是国民党在上海财政系统的头号人物。可他说他1924年就入党了。1924年是什么概念？中共宁波地区最早的一批党员，党龄比大多数开国上将还长。
顾准没有马上说话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把门拉开一条缝，对外面的人低声吩咐了一句什么。然后他回到座位上，看着汪维恒。
“你说潘汉年知道？”
汪维恒点了点头。
顾准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。电话那头是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。顾准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。潘汉年听完之后，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，然后说了一句话。
“他说的是真的。汪维恒同志是我们的人，1924年入的党。”
顾准放下电话，看着汪维恒。他重新打量面前这个人——那张瘦长的脸、那双粗糙的手、那身国民党少将军服。二十多年了。这个人在这身衣服下面藏了二十多年。
汪维恒没有笑。他只是把搁在桌角上的帽子拿过来，放在膝盖上，说了一句话。
“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太久了。”
第一章 宁波最早的党员之一
要理解汪维恒说出那句话时的心情，得把时间往回拨二十五年。
1924年的上海，闸北。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年轻人从法文翻译学校走出来，手里攥着一本《新青年》。他叫汪维恒，浙江诸暨人，1896年出生，那年二十八岁。他的原名不叫维恒，叫汪益增。后来改名叫“维恒”，是因为他认准了一件事——要走一条路，走到头。
他在上海学法语，原本是想学一门本事安身立命。可那几年上海滩上发生的事情，让他坐不住。五卅运动的风刚刮过去，工人罢工、学生游行、租界巡捕开枪，他在街上亲眼看见过那些倒在血泊里的人。他觉得自己不能只站在旁边看。
改变他命运的人是张秋人。张秋人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，比汪维恒小几岁，可说话做事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。汪维恒跟张秋人认识之后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时局、谈中国的出路。张秋人跟他讲俄国十月革命，讲马克思主义，讲穷人为什么穷、这个世道为什么该翻过来。汪维恒听着听着，心里那扇门就开了。
1924年，汪维恒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几名党员之一。入党的时候，介绍人张秋人跟他说了一句话——“这条路不好走，你想好了。”
汪维恒回答得很干脆：“想好了。”
元股证券:ygzq.hk1925年，国共第一次合作。组织上决定让汪维恒跨党加入国民党，利用他的军需专业背景，为将来的革命工作打基础。他在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过三年军需，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专业后勤人才。组织上需要这样一个人，需要一个能钻进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人。
汪维恒领了任务，跨党加入了国民党。那时候他以为，这只是一时的安排。他没有想到，这个“一时”会持续二十多年。
第二章 风筝断了线
1927年，风云突变。
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浙江的共产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。党员被杀、被关、被迫逃亡。汪维恒当时在浙江诸暨一带做地下工作，担任诸暨县委组织部长。他的上线和下线，一个接一个地断了。
1928年，诸暨县委秘密筹划发动武装起义。可就在起义前夕，一个党员在练枪的时候不慎走火，误杀了家人。枪声惊动了当地的保安团，起义计划暴露了。县委紧急决定分散撤离。
县委书记金城把汪维恒叫到一间破庙里，跟他交代了一件事。金城说，组织上需要一个人打进国民党军队的内部，长期潜伏，等待唤醒。这个人要懂军事，要懂后勤，要有在国民党系统里生存的能力。汪维恒是唯一合适的人选。
临别的时候，金城握着汪维恒的手说了一句话。
股票投资配资“放心，组织上一定会找你回来的。”
汪维恒点了点头。他把自己名字改成了“维恒”。意思很明白——抱定一颗红心，等着。他转身走了。
可这一走，他就成了一只断了线的风筝。
他利用自己在北京军需学校的旧关系，找到了老上级陈良，在陈良的安排下进入了国民党军需系统。从少校军需科长干起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他换了好几个单位，从中央军校到胡宗南的部队，从西安到重庆，从西北到南京。他的职务越来越高，可他和组织的联系，始终没有接上。
他不敢主动去找组织。因为他不确定组织还在不在，不确定找上他的人是不是真的。那个年代，叛徒太多，陷阱太多。他只能等。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信号。
这一等，就是十年。
第三章 清廉的“怪人”
在国民党军队里，汪维恒是一个“怪人”。
他管军需，管后勤，管钱管物。这是国民党军队里最肥的差事之一。别的军需官捞钱的法子有一百种——虚报损耗、克扣军饷、以次充好、倒卖物资。可汪维恒一样都不沾。他吃穿用度全靠那点军饷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有一回胡宗南到他的办公室去，看见他的桌上搁着一个冷馒头和半碟咸菜，那是他的午饭。胡宗南愣了一下，问他：“你就吃这个？”
汪维恒说：“够了。”
胡宗南是个粗人，可他敬重硬骨头。从那以后，他对汪维恒另眼相看。汪维恒在胡宗南手下干了好几年，帮胡宗南建后勤基地、调配物资，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。胡宗南把他当成了心腹。
可汪维恒越清廉，得罪的人就越多。国民党军队里贪污是常态，你一个人不贪，就等于在打所有人的脸。1945年，汪维恒查到了一件事——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某师挪用军饷，给战士们发的是粗制滥造的军鞋。他搜集了证据，准备往上递。可那个师长背后的保护伞，是蒋纬国。蒋纬国当时刚从国外回来，在胡宗南手下“镀金”，这个案子牵到了他。蒋纬国先下手为强，跑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，说汪维恒贪污。蒋介石听信了儿子的话，把汪维恒撤职查办。后来何应钦出面替他说话，才查清了真相。可汪维恒已经心灰意冷。他辞了职，离开了胡宗南。
陈诚听说了这件事，主动找他，把他收到了自己手下。从那以后，汪维恒在陈诚的系统里一路升迁，最后做到了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的位置。1948年，陈诚把他派到台湾，担任供应局局长。陈诚觉得这是对他的重用，也是对他的保护。
可汪维恒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——怎么回大陆。
第四章 那封要命的情报
汪维恒在国民党军需系统里潜伏的二十多年里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发生在1943年。
那一年，蒋介石秘密召见了胡宗南，给了他一道密令——突袭延安，摧毁中共中央机关。胡宗南不敢怠慢，连夜开始部署。他调集了六十万大军，准备从三个方向同时推进，打延安一个措手不及。
汪维恒当时担任西北军需局局长，胡宗南部队的所有物资调配都要经过他的手。他看到了进攻命令的副本，看到了兵力部署图，看到了每一条进攻路线、每一个出发时间。他知道这份情报意味着什么。如果他不把这份情报送出去，延安就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围。中共中央机关可能会被一锅端。
可怎么送？他身边全是胡宗南的人。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。他不能用电台，不能写信，不能派人。他只能自己走。
汪维恒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己要去重庆汇报军需工作。他带着小叔，连夜开车往重庆赶。从西安到重庆，山路崎岖，汽车颠簸了好几天。到了重庆之后，他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了钱之光。钱之光当即派车把他们秘密接到了红岩嘴。
汪维恒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、进攻路线、出发时间，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周恩来。周恩来听完之后，立刻安排人把情报传回了延安。延安方面提前做好了全部准备，调兵遣将，布好了防线。胡宗南的部队推进到延安外围的时候，发现对面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。他见计划泄露，只能放弃进攻。
偷袭延安的阴谋破产了。
汪维恒从重庆回到西安之后，继续做他的军需局长。没有人知道他去了重庆干了什么。他照常上班、照常批文件、照常跟同僚们吃饭喝酒。可他的心里多了一样东西——他知道自己的情报救了很多人。那件事让他确信一件事——他还在战斗。他没有辜负张秋人当年跟他说的话。
第五章 从台湾回来
1948年秋天，陈诚把汪维恒叫到办公室，告诉他一个消息——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台湾，担任供应局局长。
陈诚说得很诚恳：“你跟我去台湾吧。那边需要有本事的人。”
汪维恒的心里翻了一下。去台湾，意味着离组织更远了。可他不能拒绝。如果他拒绝，陈诚就会起疑心。他只能答应。临走之前，他找到了自己的联络人史永，把情况说了一遍。史永告诉他，先去，等组织的命令。
汪维恒带着一家人去了台湾。他在台湾继续给组织传送情报——台湾的兵力部署、美军顾问团的活动、物资储备的情况。他一刻都没有停过。
1949年春天，他等到了组织的命令——回大陆。
可怎么回？他已经被陈诚带到了台湾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他找了一个借口，说上海的财政需要交接，他要回上海处理一些遗留事务。陈诚没有起疑心。汪维恒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，登上了回上海的船。
他走的时候，把从台湾带回来的所有情报资料，都藏在了行李的最底层。那些资料里，有台湾的兵力部署图，有美军在台湾的活动记录，有国民党在台湾的物资储备清单。这些东西，后来都交到了潘汉年的手里。
第六章 那一天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
汪维恒带着财政局的全体工作人员，把所有经济资料、账册、档案整理得整整齐齐，等着解放军来接收。军管会代表顾准来了之后，汪维恒按照程序一项一项地交接。他做得很仔细，每一本账册、每一份文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在场的军管会工作人员都觉得，这个国民党少将配合得很好，态度很端正。
可他们不知道，汪维恒等的不是“交接完毕”这四个字。他等的是一个机会。一个能单独跟顾准说话的机会。
交接结束之后，汪维恒走到顾准身边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：“顾代表，能不能单独谈谈？”
顾准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两个人走进了那间办公室，门关上了。汪维恒站在桌前，沉默了几秒钟。然后他开口了。
“我也是党员，1924年就入党了。有些事情你可以问潘汉年。”
顾准愣住了。他盯着汪维恒的脸。那张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，只是一双眼睛亮得有些过分。顾准拿起电话，拨通了潘汉年的号码。
潘汉年的回答只有一句话：“他说的是真的。”
顾准放下电话，重新看着汪维恒。他伸出手，握住了汪维恒的手。那只手很凉，可握得很紧。
汪维恒的嘴唇动了动。他想说什么，可喉咙里像是塞了什么东西。他只是攥着顾准的手，攥了好几秒钟，然后松开了。
他没有哭。可他低下头，把帽子从桌角拿起来，戴在头上，又把那身国民党少将军服的扣子重新扣好。然后他抬起头来，看着顾准，说了一句话。
“我该做的事情，做完了。”
第七章 迟来的认可
汪维恒把该交的东西交出去之后，由专车送到了潘汉年那里。他把从台湾带回来的所有军事情报、美军顾问团活动记录、国民党在台湾的部署资料，一份一份地交给了组织。那些东西对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准备工作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可他的党籍问题，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。
他离开组织太久了。二十多年。当年介绍他入党的张秋人，早在1928年就牺牲了。当年跟他单线联系的联络人，有的牺牲了，有的下落不明。他手里没有任何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——没有党证，没有介绍信，没有一份白纸黑字的文件。他有的只是自己的一句话，和潘汉年的证词。
可潘汉年自己后来也出了事。1955年，潘汉年被错误地打成“内奸”，关进了监狱。汪维恒的党籍问题，因为唯一的证人倒了，变得更加复杂。
汪维恒在上海解放之后，担任过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。他继续工作，继续做事。可他心里一直搁着一件事——他的党籍。他每年都写申诉材料，每年都向组织反映。可那些材料递上去之后，就像石沉大海。
1971年，汪维恒在上海病逝，终年七十五岁。他临终的时候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。他的嘴唇一直在动，像是在念叨着什么。他的儿子汪仲远把耳朵凑过去，才听清那几个断断续续的字。
“我……要求……恢复……党籍……”
他到死都没有等到那个答案。
1979年，汪维恒的问题终于查清楚了。组织上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籍，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。1984年，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，确认了汪维恒的党员身份和党龄。他的后人拿到那份文件的时候，当场掉了眼泪。
那份文件上写的是——“汪维恒同志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从事秘密工作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
尾声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江西中路。汪维恒关上那间办公室的门，对顾准说了一句话。
“我也是党员，1924年就入党了。”
那句话他藏了二十五年。二十五年里，他穿着国民党的军装，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事，跟国民党的将领们称兄道弟。可他心里一直揣着另一个身份——一个1924年的老党员。那个身份像一块石头，沉在他心底最深处，压得他喘不过气，可他没有丢。他等到了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天。
汪维恒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段话。那段话很短，可每一个字都很重。他说：“我不是英雄。我只是一个被组织派出去的人，在外面走了太久，终于走回来了。”
风从1924年上海闸北那间法文翻译学校的门口吹过来，吹过张秋人跟汪维恒彻夜长谈时桌上那盏油灯，吹过1928年诸暨破庙里金城握着他的手说“组织一定会找你回来”时的夜色，吹过1943年西安到重庆那条崎岖山路上他那辆颠簸的吉普车，吹过1949年5月27日财政局那间办公室里他攥紧帽子的那只手。吹到今天，还在吹。
那只风筝在外面飘了二十多年。线断了，可风筝没有落下来。它一直在等。等一个信号，等一个日子证券公司配资，等一个能说出那句话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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